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以来，一代代航天人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求索，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奋斗，在科技进步的规律中攀登，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中国航天基金会联合中国航天报社推出以深度报道、图文推送、专题视频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系列融媒体作品《见证者说》，寻访那些亲身经历峥嵘岁月的航天人回忆讲述航天往事，回顾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创建到发展的巨大变化，弘扬航天人以国为重、探索创新的昂扬精神，再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奋进征程。本期刊发作品《我们用“二七风暴”终结“有弹没枪”嘲讽》。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门口”实在不太平。1961年，美国以中国为假想敌，在太平洋上进行了“高跟Ⅰ”核战争演习；时隔一年，在更大规模的“高跟Ⅱ”演习中，美军模拟对中国大陆持续进行了3天的核打击……美军频繁的核战争演习，使形势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在西方大国的核威胁中，中国的核事业倔强地成长起来。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然而，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却傲慢地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原子弹运载工具。”彼时，有媒体应声嘲讽中国是“有弹没枪，一通瞎忙”。

事实上，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几个月，中国就已经拥有了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

1964年9月17日，中央专委正式对“两弹结合”工作作出部署，决定由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共同组织试验方案论证小组，由钱学森负责抓总。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告诉钱学森，中央决定以五院为基础成立导弹工业部，名为七机部，并诙谐地说：“‘两弹结合’，二机部负责原子弹，七机部负责导弹，从今天起，你们‘二七风暴’就刮起来了！”

“二七风暴”骤起，直击“有弹没枪”嘲讽。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带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发射升空。 

摆脱苏联框框，为核弹造一支“好枪”

早在1963年，张爱萍将军就为促成“两弹结合”当了一回“红娘”，让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与二机部九院有了初步接触。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场起飞，成功命中目标，我国导弹事业从此成功地走上了自主研制的道路。

按照中央专委的要求，第一次“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用增程东风二号导弹进行，射程要达到1200公里，这就是后来的东风二号甲导弹。“我们立即启动了射程爬高工作。”时任东风二号导弹型号总体设计组组长魏其勇回忆。

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首型地地导弹，东风二号并没有完全脱离苏联设计的框框。于是，东风二号甲在增加射程的同时，亟待解决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去掉控制系统上的无线电横偏校正系统。

该系统需要在导弹的后方几十公里处配置一个无线电地面制导阵地，就像是拖了一个“长尾巴”。这种方案只适用于开阔地带，若在山区使用，则发射精度和作战机动性都很差。

“1964年8月至1965年4月，在国防科委的主持下，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第一设计部（1965年1月改为七机部一院12所）和炮兵经过8个月的研究与实地测量，证实东风二号的横偏校正系统不适于山地作战使用。”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航天经济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谭邦治说。

对于这个“先天不足”，时任12所所长黄纬禄早已了然于心。他集中所内主要技术骨干，并邀请弹上仪器研制单位的著名专家，进行了多次深入研究和讨论，力图寻找一种好的改进方案。最终，他们探索出横向坐标转换加纵向双补偿的全惯性制导方案，割掉了东风二号甲上这个“长尾巴”。

一院15所5室原副主任谷宝南曾参与东风二号甲导弹托架研制任务。说到自主设计之路，他讲述了一段“抓鬼”的故事。

载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起竖现场。

发射托架负责将导弹由水平状态起竖到垂直状态。1964年冬，东风二号导弹在起竖合练中出现了“掉闸”现象。经查，原来是托架电机在低温状态下出现了启动异常。

这个电机是按照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生产制造的，然而，苏联P-2导弹托架样机上的电机在同样环境温度下能够启动。“真是闹鬼了！”谷宝南当时在五机部1所从事自动控制专业，所领导派他和托架承制厂的许育林一道，前往大连电机厂完成“抓鬼”任务。

他们复查了苏联的俄文图纸，又对照着复查了翻译后的中文图纸，采用创新方法做了一轮又一轮试验，仍一无所获，“抓鬼”工作一筹莫展。

有一次，他们都快下班了，试验设备屏幕上的曲线突然抖动了一下，他们又连着做了3次电机启动试验，抖动的波形再次出现。“‘鬼’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谷宝南激动地说。

带着绘制的曲线图形，他们查阅大量文献，终于找清了“闹鬼”的原因。原来，苏联给出的设计图纸中，电机定子绕组是单层的，但后来在P-2导弹托架研制中，苏方研制人员发现问题并改为了双层绕组，给中方的图纸并未更新，这才出现了“闹鬼”现象。

“这件事深刻教育了我：从事科研的人员，尤其是国防科研的人员，必须立足于自身，走出一条独立创新发展之路。”谷宝南说，研制出的新电机在东风二号甲导弹托架上成功应用，彻底解决了“闹鬼”问题。

1965年11月13日，东风二号甲导弹首次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至此，中国拥有了可用于发射核弹的一支“好枪”。

组建140，“娇小姐”与“啰嗦汉”联姻

“枪”有了，接下来就是“合”的问题了。

在“二七风暴”中，七机部一院抽调专人组成“两弹结合”研究小组，小组代号140。于德滨就是其中的一员。

1962年年初，于德滨完成以“两弹结合”为题的毕业论文，从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学院学成归国。带着炽热的心，他没来得及回家，直奔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报到。当时，钱学森任一分院院长。于德滨被安排到总体设计部4室，从事弹头设计工作。

一天，4室主任朱桂芳找到他说：党委已经研究，你参加国家第一次“两弹结合”用的弹头的总体设计和总体协调，相关工作直接向钱院长汇报。

院里专门为他们批了一个保密办公室，位于总体设计部大楼的西侧，办公室铺有木地板。钱学森是这间办公室的常客。

一天快下班了，钱学森走进办公室后看了设计图纸，突然问：你们如何考虑再入大气层时弹头底部打鼓现象。“大家都愣住了，从没听过这种说法。”于德滨说。于是，他让秘书喊来屠守锷副院长，拿着方格纸边画边为大家讲解什么是底部打鼓。

所谓打鼓，就是空气在弹头底部的压力脉动和分布。钱老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设计人员便开始学习。一周左右，钱学森派秘书送来一份资料。这是一份用红笔书写的文件，内容是底部压力脉动的估算结果，落款是时任空气动力所所长庄逢甘。原来，钱学森回去之后不放心，请庄逢甘帮忙估算东二甲导弹在再入大气层时底部的压力数值，评估是否会影响核装置及电子仪器。这份数据，成为后续弹头设计的重要依据。

据于德滨回忆，钱学森还非常关注研制程序，这是他心中的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当时140小组在墙上挂着研制程序的设计，第一步哪个单位做什么事情，第二步哪个单位做什么事情，都写在程序里面，成为我们计划、经费和汇报工作的重要依据。”

“两弹结合”被人们形象地描述为“娇小姐”和“啰嗦汉”的联姻。导弹这个高大威猛的“大汉”要在起飞前进行起竖、粗瞄等一系列“啰嗦事”，而原子弹这位“娇小姐”怕热又怕冷，还怕潮、振动、过载、冲击、静电、雷电。随着弹头设计工作的开展，科研人员面临的保密问题越来越突出——导弹研制者不要说原子弹实物，就连原子弹的设计图纸都没看到，二机部九院只给了一个外形轮廓图。

搞导弹的不知道原子弹长什么样怎么行？

钱学森得知后找到原子弹的核心技术负责人钱三强，一起向上级部门反映。很快，经中央批准，两家单位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在一定范围内打破了保密界限，特批一部分140小组同志进入二机部九院总装车间。

“一天夜里，我都躺下睡觉了，助理员突然敲门，让我们立即起床。”于德滨回忆说，助理员给了他一个通行证，他们一行14人在时任九院副院长朱光亚的带领下，深夜拿着通行证进了原子弹总装车间。“看了这个东西，了解了它的大致结构，才知道它真是太娇气了，应该保障它舒服地‘坐’在导弹上，然后才能经风雨过大气层。”

原子弹怕冷也怕热，他们就设置温控系统，在弹头内部安装了空调，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环境下做试验，确保弹头腔内的恒温环境。原子弹怕振动，他们就设计弹性支座，在模拟原子弹的球体上贴满传感器，然后放在弹性支架上一次次做振动试验，让九院放心。

“提到代号140，一路绿灯，没有经费和难度问题。”于德滨回忆说，这场“联姻”是举全国之力的大协作工程，那间保密办公室里，除了固定的七八人之外，全国各地科研机构、高校的著名专家学者随叫随到。正是这种大力协同的精神，最终促成了这段“联姻”。

史无前例，确保“不能出乱子”

导弹核武器爆炸试验，美国是在海上进行的，苏联是在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的。我们要在自己大陆上搞，这在世界导弹试验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据魏其勇回忆，周恩来总理对这次试验给予极大关注，一再强调“不能出乱子”，并说：“在国内做试验，如果中途发生核爆炸，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一定要确保安全。”1966年10月19日，在听取“两弹结合”准备情况汇报时，周恩来总理又提出一系列要求，经张爱萍、刘西尧整理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字。事实上，这十六字要求贯穿于“两弹结合”研制试验始终，并成为中国航天乃至整个国防科技工业质量工作的指导原则。

钱老有随身携带笔记本将工作思考随时随地记录下来的习惯。据钱学森秘书顾吉环回忆，他曾见过钱老的一本工作笔记，里面的表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东风二号甲中各个设备元器件、仪器仪表，来自哪里、由谁负责、做了哪些试验、可靠性怎么样等，他在笔记本上一一列下来，做成表格，一一核实。”

一次准备工作中，发射场的一位战士发现弹体内有一根约5毫米长的小白毛。因为位置狭小，这位战士尝试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未能取出。最后，他找来一根猪鬃毛，终于将小白毛拨了出来。钱学森得知后，立即找到这位战士，并把那根小白毛小心翼翼地包起来。“他说，我要带回北京，教育科技人员做工作就是要这么做。”顾吉环说。

1966年8月，聂荣臻、钱学森同意了由魏其勇主持起草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大纲。9月，一院试验队前往酒泉，与二机部九院科技人员一起进行了合练。

钱学森（右一）和聂荣臻（右二）在我国首次“两弹结合”试验现场。

据魏其勇回忆，“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中间要飞越人口稠密区——甘肃的柳园。周恩来总理一再强调，导弹在飞行中原子弹不能掉下来，即使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

“我们还是很有把握的。”魏其勇说，他们计算因出故障落在柳园并发生核爆的概率仅为十万分之六，并且每一个环节都有充分的安全措施，有信心不会在这里爆炸。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周恩来总理当机立断，责令总参谋部、国防科委、铁道部会同当地党政军机关以战备演习的名义，组织5万群众的疏散工作。

在这场疏散中，有个单位的人表示“相信解放军，不会有事的”。钱学森就亲自去做工作：“解放军办事有个原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今天能告诉大家的，就是现在不是万分之一，而是千分之一、千分之二，这是万分之一的10倍、20倍呀……”最终大家心服口服，迅速疏散。

为确保万无一失，1966年10月7日，东风二号甲导弹在发射场进行了一次自毁式飞行试验，考验了导弹弹头和弹体自毁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10月13日至16日,又进行了两次“冷”试（即携带的核弹头不发生核爆炸），两发导弹均在目标上空的预定高度实现了化学爆炸。

据魏其勇回忆，试验前夕，狂风卷着黄沙、铺天盖地。由于强寒流突然袭来，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此时，除了严寒，负责弹体和弹头对接的主操作手田现坤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生死考验。

 

“两弹结合”试验用发射场。（顾吉环 摄）

在风沙肆虐的天气中，别人都穿着棉大衣，他只穿了一件单衣，半蹲半坐在仅50厘米距离的导弹与核弹头夹缝间。这项操作他已经利用模拟装置练习了成千上万次，平时40分钟就可以完成，那天他用了整整80分钟。整个过程中，聂荣臻、钱学森以及二机部副部长李觉等人就站在托架下。

一切准备就绪，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时刻！

10月27日上午9点多，东风二号甲导弹载着核弹头呼啸着拔地而起，直冲云霄，9分04秒后，罗布泊弹着区传来消息——我国首枚导弹核武器在飞行到目的地后，核弹头在弹着区上空实现了核爆炸。“两弹结合”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两弹结合”试验后聂荣臻元帅与参试人员合影。

被聂老总称为“老资格”的魏其勇坦言，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就是“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那一刻，当敖包山上的喇叭里传来爆轰声后，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一想到我们国家终于有了核导弹，心情特别激动。”

如今，开车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发，向大漠深处行驶约50公里，便到达曾经的“两弹结合”试验基地。一片水泥地、一座约莫2米高的红砖房、一个圆柱形简易瞭望塔，就是眼睛所能看到的全部设施。在辽阔荒芜的戈壁大漠，如无人提起，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地方。“很多来基地出差的人想来这里看看，在没人引导的情况下，都找不到。”顾吉环说。

“两弹结合”试验指挥室内景。（顾吉环 摄）

在瞭望塔的旁边，有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井口。从这儿下去，越过两道石门，便来到试验指挥室。“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圆墙上的红字，仍在诉说着当时参研参试人员的豪言壮志和初心使命。

（文/贺喜梅 图/除署名外，均为中国航天报资料图）